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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宇峰:民法典时代民法教学中思政教育的实施
作者:丁宇峰 来源: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日期:2021-07-05

本文选自《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5

摘要:民法教学是法学教育的基奠,它以《民法典》总则编为法律基准,以民法基本原则为贯彻。民法典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致性彰显其不仅是一部民事法律,更是国家政治、经济乃至伦理方面的重要基石。因此,民法教学中思政教育之建设在于精神之建设,而精神之建设则在于行为之实施。此一路径将围绕精神意味之阐发、精神与行为之映照、行为之实施而展开。

关键词:民法典;民法教学;思政教育

20205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此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民法典时代。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民法教学的地位至关重要。它不仅需要教习处理基本民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更承担着塑造新一代学生民法精神的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而展开,两者之关系有如花朵与根基。

民法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结合不仅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2017124日教育部发布的教党[201762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首次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概念[1]。自此,以知识启发和建构为目的的课程教学有了思政教育的灵与魂。

一、民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同精神之阐发

民法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对学生在民法精神方面的塑造,离开民法精神去探寻民法要义犹如缘木求鱼。因此,精神是第一性的,规则是第二性的。梁启超曾在《新民之议》一文中指出: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2]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都有所体现,后者又吸纳了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的精神。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人类文明精神的集大成者。当代之中国,一切规则、制度之订立运行皆是该价值观在某一方面的具体体现,民法亦不外乎其是。然而,“民法的规范构造,只是立法者的法律形式构造,只有民法精神的行为构造,才是现实的法治和法治文化构造”[3]。据此,民法教学者应当向受教学生阐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法精神的共义。形式上虽是思政教育之渗透,实质却系发明中国民法精神之根源。两种精神之阐发,有如日月之交互辉映,耀遍河瀚。

教者之阐发有目的解释与构造解释之方法,两者皆可为之。所谓目的解释意指以民法制度的精神与目的为出发点,解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关系。我国《民法典》第1条规定: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据此,民法之目的在于保护私权与弘扬价值。其中,“调整民事关系”则可判为手段;“维护秩序”并非民法特定之目的,它法皆可为之;“适应发展”则系法律自身之要求,非为某部门法之特有现象。民法人一再强调民法是权利法,可见权利在民法诸要素中的首领地位。而权利中未显现的是独立人格,而此人格与一国之国格实乃相互照应。法国人孟德斯鸠曾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其言颇有“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的意味。当然,在现代社会个人当然不会是一个国家,但试想荒岛上鲁宾逊和星期五之间便颇似两国关系。两者相互并列而依存。所谓并列是就独立而完整的存在体而言,所谓依存则指个人存在于国家之内并依赖于它,而国家的存续则离不开每一个个人。我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统一,故更偏重于依存的第一性。因此,爱国主义是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4]。然而,爱国精神并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在和平年代它更着墨于理性地对待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这,当以深谙民法精神为基础。民法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它是个人人格完整性的体现。虽然法律人格并不是全部的人格体现,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为彰显个人权利之重要性,《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意在向国人乃至世界宣告中国对个人权利之珍视。每个个人只有通过知道、理解和珍惜自身之权利、才有以同等情感去维系他人权利之基础,进而才可能去保护和爱惜国家之权利。譬如台湾问题,自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发和管制历史甚至可追溯至1700多年前。无论是遵从中国历史习惯,还是根据国际法原则,中国都应对其享有领土主权。我们每个个人作为国家的成员,就有责任和义务为维护该主权而努力。由上可知,爱国精神其实与民法的私权精神精义相通,没有个人的权利意识,也就谈不上爱国,因其不知如何去爱。

以上仅以私权精神与爱国精神的比较与衔系为例为教者阐发,余者教者皆可循此路径加以阐发。然须始终瑾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空洞的说教,有必要在民法教学中让学生体悟其与民法精神的交融,从而实现具体化。在民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寻求本源精神的过程中,始终要将人民的利益与党和国家的理想放到一起进行权衡。只有这样,学生在思考私权问题时,才不至于完全落入自由主义。民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精神的探索,在于追根溯源。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国民法虽深受大陆法系权利制度的影响,然而它在根子上体现的是党对人民权利诉求的承诺。强调中国特色是民法典时代民法教学的宏旨之一。这个特色就是在凸显私权的同时,应同时具备大局思维,谨慎并平衡地对待社会主义背景下私权与公权的关系。民法教学在培养学生权利意识的同时,应引导他们思维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共同体的大背景之下,个人权利是与他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相均衡而产生的结果。在民法教学中融入思政教学的基础条件就是学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野下观察民法精神。这样的民法权利意识才不至于偏颇,才能合乎中庸。当然,思政教育并不仅仅是一味强调社会价值,而是突出它的基础性和本源性。教师在其中的作用是引导的,而不是灌输的。学生在谈私权时很容易陷入个人场景中,而不是一副社会的图画。殊不知,没有国家哪有个人。因此,民法教学的思政交易首先是学习一种本源思维,防止陷入个人主义的逻辑怪圈,人为产生私权与公权之间的冲突。

二、民法精神与思政教育的知行合一

法律的真谛在于实践,每个人只有在自身民事权利取得、变更和消灭的过程中才能体悟民法的用心。教者的作用就在于与学生交流如何观察这个过程,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紧密联系起来。那么,在民法教学这样一个以理论为主的课堂,又怎样将其付之于实践的沟通呢? 以下是一些可行的尝试。

(一) 师者之言传身教

如果教者自身没有权利的实践,很难在课堂感染学生,使其体悟权利意识与行为的关系。因此,民法教师首先应有一定的法律实践经验,否则,仅仅依靠他人的判例分享无异于隔靴搔痒。如是自己的经历,必对当时的动机、念头、想法等明察秋毫。反之,若是他人判例,则展现的往往是故事中的一部分。人大都是会模仿的。老师如何维护权利,必然影响到学生日后的行为,并使其体会到人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然而,维护权利并非铁板一块,它是一个系统的建构。首先就是权利意识的培养,识认、理解和融合是这个过程的三个阶段。如今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民法典学习是在完成前两个任务,而融合则非师者言传身教不能完成。所谓融合是将权利概念融入自身的思维体系中,乃至人格体系中。“行动的一切德性价值的本质取决于道德律直接规定。”[5]融合的任务就是将民法的权利意识转化为道德律的产生基础。一个社会,只有相互尊重权利才是和谐的。权利意识更重要的方面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而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这样,我们所依赖生存的社会才能形成良性的关系基础,国家的价值体系才有牢固的保障。老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时刻提醒同学自己的权利都是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上。老师教学也是与学生建立关系的过程,其中存在诸多权利现象。民法教学尤其不能忽视这些关系,而应将其称为培养权利意识的活水。这种权利意识和关系理念的养成,是平等、诚信、友善、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

(二) 课堂内外的实践

民法教学如不付诸于实践则不能算是成功的,权利如停留在意识层面同样如此。权利意识的培养固然重要,但没有行动则是前功尽弃,容易使人陷于意识与行动的两难境地。教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实现权利,从而体悟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方面的价值绝对不是口号,而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去推进和实现的。教者应注意学生对社会的消极态度,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和启发,让他们充分体会到个人在社会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老师在民法教学中除了教授基本思想和规则之外,应带领学生去发现周围的权利问题,并尝试用替代性争议解决路径去化解。这样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不要局限于纯粹法律的思维,而应该是更广大场域中去解决问题。民法教学的终极目的不应仅仅是让学生知道法律规定了哪些权利,还应启发他们尝试去理解权利背后的风俗、人情、文化、国情等。只有这样,学生才不至于碰到权利问题仅仅依赖于民法的路径; 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更大的格局去注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因此,民法教学应该充分利用课堂内外的资源启发学生用真正理性的眼光和态度去实践他的权利意识。

(三)角色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培养

在课程和课外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学生角色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培养。法科学生未来的社会角色大都是法律的实施者,无论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还是政府工作人员。然而这些角色的分工却有着明显的差别,甚至存在着冲突。民法领域中的纠纷冲突虽不如公法情景下的激烈,但却涉及公民安身立命的基本权利。那么,正确的角色意识和社会意识对于他们在未来的社会关系中有效贯彻民法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律师,不仅仅需要考虑合法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还需要与法官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意识。也就是说,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律师的工作不应该是在当事人面前作秀,而应该是将当事人主张的理由和基础支撑合理而高效地展现给法官。同时,能够与对象当事人的代理人进行有效的沟通。法官的中立性要求甚高,因为一旦身在其中,便难以脱身。我们的法官必须对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而这又涉及当事人的巨大利益。责任与正义成为法官最大的纠结。检察官同样也很难在对犯罪的厌恶和对错案的担心中得心应手。适当的角色意识与社会意识是解决上述纠纷与冲突的有效路径。这些意识的培养将为学生日后的职业道路打下扎实的思想根基,不至于迷失在岗位要素中。

三、民法思政式教学的行为实践路径

民法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目标就是通过人的行为将其具体化。因此,只有丰富多彩的实践才能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方面,国内传统的民法教学是欠缺的,因其偏重于理论基础与规则解释,而非权利意识的实践。教学只有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赋予其行动力和生命力,而不仅仅是空想。因此,民法教学若要与思政教育结合则首先需要突破的应是增加实践在课堂中的比例。

(一)商谈中的行为实践

传统民法教学的理论教育都是先入为主的,也就是先向学生教导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而后让其按照这种方法去思考问题。固然这样做是安全的,因为它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民法将财产性权利分为物权和债权,这种二分法本身就存在着先天缺陷。如果我们带着物债二分的视角去观察财产权利的世界,则面对财产权利问题首先是考虑将其判入其中一类,这样可能就失去了直面问题的准头。譬如各种传统中国武术讲究套路,面对对手时首先思考的是使用什么拳式,往往就失去了直击对手的机会。物债二分说到底还是管制思维,并不是对权利现象的真实描述。当它面对土地经营权这种复杂的权利时便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以至于学者为争论其权利性质问题喋喋不休,目光始终没有聚焦于权利财产功能的释放,人为制造经济学和法学学科之间的障碍。因此,民法教学首先应让学生超越民法思维,介绍概念和理论之前,应首先告诫其接下来的理论只不过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已。这个过程可以在商谈的过程中实现的。在引入案例讨论时,不应附加判决书,而是把事实尽量全面地展现出来。在事实中发现问题,追求朴素的公平正义,而不是一开始就让学生在法律规则中去探寻。商谈的语言行为实践可以让学生摆脱民法思维的束缚,在更本源的层面上去探索公平正义,从而将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到个人的实践中。

(二)以思政为轴心的民法实践

民法教学始终需要把关系问题放在第一位,思政教育同样如此。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民法教学和思政教育共同面临的问题。正确的关系应建立在将他人、社会和国家视作等同或高于自身人格的基础之上。民法处理的关系问题范围较窄,主要局限于私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思政教育范围的广泛则体现在它不仅在私人层面关注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法律关系,还涵摄道德、习俗等。而且包括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范围虽有宽窄,其背后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设身处地的同情。对他人权利和人格的理解和尊重是社会各种关系规范的基础。因此,教师应通过各种课外实践活动使学生理解各种关系,如法院旁听、社区咨询服务、协调纠纷等。这些活动不一定刻意为之,尽量将它们融入到真实的生活中。在这个方面,可以将民法教学与刑法、行政法结合起来安排。其目的在于让学生始终能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观察、学习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

(三)民法教学的拓展实践

在民法教学中,如无思政的引领,则会失之于纯粹理论或陷入形式主义。思政的要求是生活的、是社会的、符合中国特色的价值。因此,民法教学应有拓展的思维,而不应仅仅停留在民法的解释和规则适用上。《民法典》的绿色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都是这方面的有力体现。绿色原则是生态理念,然而在经济主导的社会如何实现对很多人来说仅仅是一个概念。而何谓公序良俗,在保守和自由派的眼中则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原则都应该落实到实践才不至于纸上谈兵。民法教学应当拓展这些实践任务,把原则性的理念贯彻到学生的行动力中。至于如何拓展,则应该因地制宜。有案例研究传统的学校则可紧扣案例,挖掘其中的涉及原则理念的部分,与学生探究其思想深处对这些实践的认识。与实务部门互动密切的学校可以围绕相关案件,成立三方研究小组,促进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认识。总而言之,不同的学校应结合自身传统和优势,打造民法教学中与思政结合的实践机会,从而使学生获得思想上的升华。

在民法典时代,民法教学承担了新的任务,那就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年轻学子正处在价值体系的成熟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法精神的相互贯彻有助于他们培养良善的实践理性。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拜托传统的理论与知识灌输,将价值意识与行为实践放在首位。这样,未来的学生才不至于落入法律规则嵌套中,而是在经验和实践中实现民法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实践习惯的形成需要教师在民法课堂中的点滴渗透,结合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能贯彻始终。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将是各门学科之间通力协作,最终培养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国家教育大计。

参考文献:

[1]包姝妹.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路径探析——以《侵权责任法》课程为例[J].高教学刊.2020,(16).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王利民.论民法精神的行为性与生态性[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2).

[4]王易.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474(3).

[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8.


注释:

{1}收稿日期:2020-06-23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课题《思政教育有效融入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D/2020/01/41)

作者简介:丁宇峰(1977-) ,男,江苏大丰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研究;王艳丽(1979-) ,女,四川眉山人,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部门经济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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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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