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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雪忠,胡成:专利是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有效工具吗?
作者:朱雪忠,胡成 来源:科学学研究 日期:2021-09-15


本文选自《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8期。

 摘要技术创新绩效测度是企业制定创新策略的基础。解决专利数量能否测度技术创新绩效这一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制定、创新绩效相关实证研究的开展都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绩效测度的原始定义,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解构为“创新数量”与“经济价值”两个维度,并从上述两个维度论证了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可行性、合理性与局限性,最后从专利政策与科学研究两个层面提出了克服专利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局限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专利技术创新绩效局限性

自国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全国掀起了一阵“创新热潮”,而学术界对创新的讨论热度也有增无减,大量学者围绕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1][2]。在这些研究中,专利数量常被选为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但大部分研究对选取专利数量测度技术创新绩效的原因都一带而过,鲜有学者对二者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探讨。JeffreyFunk2018年明确指出专利并不能准确反映创新[3],这一观点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专利与创新关系的思考。Zoltan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包含前期创新投入、中期创新产出与后期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三个阶段[4],专利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中间成果,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进行表征。但也有学者认为,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才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内容[5],企业所有的技术创新活动最终都以实现市场价值与经济产出为目标,一项发明若最终未能投入商业化应用,则不能称之为技术创新[6];而专利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中间成果,并不能直接反映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因而专利数量并不适合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为了解决专利数量能否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这一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本文从“绩效”的原始定义着手,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解构为“创新数量”与“经济价值”两个维度,并结合现有文献与专利政策分析了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可行性、合理性与局限性,最后从专利政策与科学研究两个层面提出了克服上述局限性的对策建议。本研究为技术创新绩效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这一方面给后续研究中技术创新绩效代理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对过去的创新绩效及经验进行总结,为企业制定未来的技术创新目标与创新策略提供参考。

1专利数量测度技术创新绩效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绩效测度一直是企业的重点关注问题,Euske将“绩效测量”定义成“为目标评价而确定的产出特征”[7]Fortuin认为绩效是一种衡量实际结果与设定目标之间差距的工具[8]Kagioglou认为绩效是衡量过程产出对目标的实现程度[9]。虽然研究者对“绩效”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绩效是产出结果对目标的实现。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主体,以获取经济利润为目标,因此,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应当重点关注创新产出结果对经济收益目标的实现程度。从这一角度看,企业的新产品销售额是衡量其技术创新绩效的一个有效指标[10]。然而,使用新产品销售额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虽然最契合“绩效测度”的原始定义,但在具体操作上却存在诸多限制。新产品销售额经常涉及企业的经营秘密,大部分非上市公司并没有主动披露新产品销售数据的意愿,这意味着这些公司的新产品销售数据不可获取。因此,基于新产品销售数据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究也随之陷入困境。

为了获取更具普适性的数据,对所有类型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绩效研究,有研究者开始寻找新的代理变量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进行测度,而专利数量则成为了首选。研究者选择专利数量的理由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第一,从绩效测度的可行性来看,用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可行性比新产品销售数据更强。新产品销售数据的获取往往受到企业公开意愿的限制,但专利数据与企业自身的公开意愿无关,只要企业选择申请专利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就会产生公开的专利数据。另一方面,专利数据的缺失值少,连续性强。专利是由国家专利审查部门审查并授权,所有的专利申请数据在该部门均有备案,研究者可通过该部门的专利检索数据库获取数据。第二,从绩效测度的合理性来看,技术创新绩效是企业创新产出的总经济价值,由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数量以及每件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共同决定,而专利既能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数量[4],又可以反映出创新成果为申请人所带来的预期回报[11],因而专利兼具“创新数量”与“经济价值”的双重特征,用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其合理性。

从开展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使用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能够有效解决“数据来源”的问题,极大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的可行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使用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是否合理则仍然值得商榷。现有研究者关于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合理性的论证虽然不无道理,但也存在其不严谨之处,例如专利并不总能精准反映企业的创新成果数量。由此可见,用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也同样存在局限性。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的精准性,同时帮助研究者更合理地使用专利数据,本文将对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局限性展开进一步研究,并从专利数据使用的角度提出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效果的对策建议。

2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局限性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由创新成果的数量及经济价值共同决定,使用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前提是专利需具备“创新数量”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度量功能,接下来本文也将从专利的“创新数量测度功能”与“经济价值测度功能”两个角度对其局限性展开分析。

2.1专利难以精准反映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数量

(1)企业专利申请意愿

专利申请意愿将直接影响被纳入企业专利保护范围的技术创新成果数量。在企业内部,创新成果保护方式选择是影响专利申请意愿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在创新成果保护方面,技术秘密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专利产生替代效应,削弱部分企业的专利申请意愿。企业最终选择专利还是技术秘密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对手对企业技术的模仿成本。若企业的技术模仿成本较高,则其更愿意选择技术秘密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因为只要技术秘密不被公开,其保护周期便没有限制,而发明专利的最长保护年限也仅为20年。显然,在其他企业无法模仿该技术时,选择技术秘密保护更符合企业的利益需求。反之,若企业技术的模仿成本较低,则企业更倾向于申请专利来获取排他性的权利,以维持其竞争优势地位,这也是专利制度设立的初衷之一。

在企业外部,专利制度与政策成为了影响企业专利申请意愿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企业存在专利申请意愿“过低”与“过高”两种极端。据《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企业专利申请意愿过低的主要原因是专利申请周期长与专利保护效果差[12]。而企业专利申请意愿过高则是由近年来各地政府的不当专利资助政策所引发。创新政策的本质是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专利资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异化,产生了明显的“问题专利”,部分企业甚至为了追求专利数量而弄虚作假[13]。这些异化的资助政策使企业产生了“过高”的专利申请积极性,但其实际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提升,这给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带来了极大的噪音。

(2)专利制度因素

即便企业具备正常的专利申请意愿,但一些固有的制度因素也会导致专利数量与企业的创新成果数量出现偏差。首先,并非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都能够用专利进行保护。一方面,企业部分技术创新成果目前不属于我国专利法的保护范畴,例如疾病的诊断方法等。另一方面,有些创新成果虽然属于专利法的保护对象,也颇具商业价值,但其创新程度(即创造性)未达到可授予专利的程度。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与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与实用性。专利授权的“三性”要求对发明创造的技术特性进行了限制,某些技术创新成果虽然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收益,但不一定能满足专利的授权条件,这部分技术创新成果无法用专利进行保护。此外,某些技术创新成果已经由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例如计算机软件与植物新品种等,这部分技术创新成果自然难以在专利中体现。

其次,即使企业选择用专利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保护,也并非所有的创新元素都能包含在专利之内。我国《专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也即企业若要就相关创新成果申请专利保护,必须以充分公开其技术为前提。但需要注意的是,充分公开并不等于全部公开,有学者认为理想的专利申请文件是既能获得授权,同时又尽可能少地公开核心技术元素,即在满足专利授权的前提下进行最低程度的技术公开[14]。这种公开方式既能使企业获得排他性的专利权,同时又能隐藏核心技术内容,实践中企业有足够的动机采取这种公开方式。可见,部分企业的专利只包含满足最低公开要求的创新技术,一些关键性技术元素有可能未被写入专利申请文件。从这一角度看,专利包含的创新元素远远少于企业全部的技术创新元素。

最后,专利制度的区域性差异也可能造成专利数量与企业创新成果数量不匹配。一方面,各国在专利的分类标准上存在差异。在中国,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都称为“专利”,但在美国与英国等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用新型专利之说,而有些国家的外观设计也不是用专利进行保护。因此,不区分专利类型对各国企业的专利数量展开横向比较意义不大。此外,不同国家在专利申请、审查与授权标准等制度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国家间的专利数量缺乏横向可比性。例如,自2011年之后,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一直领先美国,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中,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可见,当忽略制度因素对不同国家的专利数量进行比较时,便会产生专利数量与创新能力不匹配的问题[15]。因此,将企业置于同一制度框架内是开展专利数量比较研究的前提。

2.2专利数量难以反映技术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

首先,并非所有的专利都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一方面,部分专利是企业基于非市场动机而申请,例如政府相关激励政策催生的专利,这部分专利在申请时已然背离了实施与产业化的初衷,自然难以创造经济产出。另一方面,部分专利是企业出于战略布局的考量而申请,例如进行专利布局或遏制竞争对手而申请的专利,这部分专利并不直接应用于产品生产中,难以产生显性且可量化的经济收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专利能够从战略层面为企业创造更长期的经济效益,这种间接收益往往很难量化。

其次,不同的专利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存在显著差异,而专利数量却无法反映这种价值差异。一方面,发明、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整体价值存在差异。发明、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在我国虽然都属于“专利”,但发明专利经过了实质性审查,整体创造性与价值性都更高。将发明专利与不需要实质性审查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一起统计,无法体现不同类型专利的价值差异。另一方面,即便专利类型相同,不同的专利为企业创造的经济利益也会存在明显差异。例如,企业的核心专利在经济产出与战略重要性层面都显著高于非核心专利,这种由专利个性因素所导致的价值差异也无法通过专利数量来体现。

最后,在使用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时,一些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专利往往没有被统计在内。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关注有效专利的经济价值,其实部分失效专利也同样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收益,但这部分专利在统计时往往被忽略。失效专利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的专利,企业不能行使该无效专利的权利,因而无法为其创造专利意义上的经济收益。第二种是因未缴年费而视为放弃的专利,这其中有一部分专利是由于企业对其经济价值判断失误而被错误地放弃,这些专利往往还能够继续创造经济价值。例如,荷兰飞利浦公司最先发明了磁带录音机,但其认为缺乏市场而在多国主动放弃了专利权,最后相关技术被日本企业利用并获得了巨额收益。这表明由企业主动放弃的专利也可能继续创造经济收益(但不是专利意义上的收益)。第三种是专利保护期届满而自动失效的专利,这类专利技术往往已经相当成熟,并且经过了长期的市场检验[16],因而其经济价值相对稳定,在失效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能够为企业创造不菲的收益。后两种类型的失效专利仍然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在大部分现有研究中,这些专利数据并未被统计在内。

3如何克服专利测度技术创新绩效的局限性

虽然专利在测度创新成果的数量及经济价值上都存在其局限性,但由于专利数据可获取性强、连续性好,并且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17][18],因而专利数据仍然经常被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因此,若能采取相应措施克服专利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局限性,将有利于学术研究者、企业经营者与政府决策者更精准掌握企业的技术创新情况,从而及时制定企业经营决策与产业政策。对于专利无法精准反映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数量的局限性,可通过调整专利政策促使企业专利申请意愿正常化,以保障企业专利数量与创新成果数量相匹配;对于专利无法反映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经济价值的局限性,可倡导研究者综合使用多维专利指标,尤其需要注重对有经济价值含义的专利指标的运用。

3.1专利政策层面:专利申请意愿正常化

企业专利申请意愿“过低”与“过高”都是导致专利数量与创新成果数量不匹配的重要原因,需要通过外部专利政策调整,促使企业专利申请意愿正常化。据《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企业专利申请意愿较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专利保护力度不足所致[12]。专利是以技术公开换取法律保护,专利保护力度不足必然导致企业面临较高的被侵权风险,其专利申请意愿自然不高。目前,我国专利保护力度弱主要表现为专利侵权的违法成本过低。当企业针对专利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时,往往面临诉讼周期长、举证难度大、诉讼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即便企业在专利诉讼中获胜,所能获得的赔偿金额也往往难以弥补实际损失[19]。《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法院判定赔偿或庭审和解金额低于10万元的企业占比高达546%[12]。因此,我国应当从专利诉讼周期与侵权赔偿数额等方面着手,通过提升专利侵权的违法成本来遏制侵权行为,让企业有信心通过专利来保护创新成果,确保专利制度能够真正发挥激励企业创新的效用。20207月,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明确规定专利侵权最高可达5倍惩罚性赔偿。如该草案获得通过,有望明显提高专利保护力度。

另一方面,不当专利资助政策导致部分企业表现出“过高”的专利申请意愿,这部分企业通常借助政府的专利资助政策及审查漏洞,基于非市场动机申请大量专利,但企业实际的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提升。这种“过高”的专利申请积极性会导致企业的专利数量与创新成果数量严重不匹配,甚至会诱导决策者对企业、地区甚至国家的创新能力产生误判。需要注意的是,专利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政府的不当资助政策只会使企业的专利数量异常增长并产生“专利泡沫”[20][21]。今后,政府部门应当逐步取消不恰当的专利资助政策,强化专利申请行为的市场导向,使专利申请回归到市场需求与创新要素驱动的正常轨道上,让专利数量能够传递企业真实的创新信号。但目前我国各地的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全面取消专利资助政策仍需时日,如果在特定发展阶段确有必要对某些企业进行资助,则需要强调专利资助的质量导向,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并在审查环节对专利质量严格把关。

3.2科学研究层面:综合使用多维专利指标

仅用专利数量单一指标难以体现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研究者应当考虑在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的原有指标体系中,加入能反映创新成果经济价值的专利指标。专利价值是衡量创新成果经济价值最直观的指标,但遗憾的是,目前将专利价值与技术创新绩效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专利价值测度方法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构建专利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之后运用层次分析与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赋予指标权重并进行价值评估[22]。这种方法进行单独的专利价值分析尚可,但因其过程复杂且数据获取难度大,很难将其融入到技术创新绩效的测度中。第二类方法是选取专利引证与专利诉讼次数等作为专利价值的代理变量[23][24]。专利引证与专利诉讼等数据客观且可获取性强,适合用于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的科学研究中。今后,研究者可引入上述指标作为专利价值的代理变量,并将专利价值分析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究相融合,为企业的专利赋予“经济价值”的标签。

其次,核心专利数量是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核心专利包含了企业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与关键性技术节点,其创造的经济价值远远高于非核心专利,而“中兴事件”也再次证实了核心专利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时,核心专利数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指标。研究者可利用相关方法对企业的核心专利数量进行统计[25],并将其融入至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的现有指标体系中。最后,对于因专利保护期限届满而失效的专利,这部分专利仍具有经济价值且数据可获取,研究者在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时可予以考虑。

需要强调的是,在使用多维指标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这个问题上,也有学者提出将专利指标与新产品销售额等其他类型的指标相结合可以产生更好的测度效果[26],这一观点具有合理性。但本文认为,专利被研究者用作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专利数据具有更好的可获取性,若将专利与新产品销售额等数据获取难度更高的指标相结合,会严重缩小可研究的企业范围,这对开展技术创新绩效相关的研究而言是不利的。因此,本文认为,仅从专利维度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更有利于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4结语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量化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难题,用新产品销售额测度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最符合“绩效测度”的原始定义,但数据获取难度大限制了新产品销售数据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与之相比,专利数据的可获取性更强,连续性更好,并且能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因而专利数量常被研究者选为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测度指标。但专利在测度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数量及经济价值上也存在其局限性,本文从专利政策与科学研究两个层面提出了克服上述局限性的对策建议。虽然本研究为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测度效果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提高技术创新绩效的测度效果是一个长期过程,希望将来有更多的研究关注到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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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收稿日期:2020-07-23;修回日期:2020-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02)

作者简介:朱雪忠(1962-),男,江西鄱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管理。Emailxzzhu@hotmail.com。胡成(1993-),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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